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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给历史留下了什么？ --CCF召开863计划三十周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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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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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863计划计算机科学技术领域发展三十周年，中国计算机学会（CCF）日前在北京举行座谈会。CCF名誉理事长李国杰院士、CCF理事长高文院士、CCF前理事长郑纬民教授、CCF秘书长杜子德研究员，以及陈左宁院士、赵沁平院士、梅宏院士、汉王科技刘迎建总裁等三十余位来自高校、研究所和企业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针对我国计算机领域国家高科技研究计划的发展畅所欲言，总结经验、分析教训、建言未来。

与会专家认为：863计划给历史留下了巨大的惊叹号（！）和不小的疑问号（？）。我们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成为科技大国，863计划功不可没。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提出了“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发展目标。总结863计划实施30年积累的经验教训，对我国今后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乃至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习总书记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863计划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实施的长达30年的以“富民”为主要目标的高技术发展计划，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建国初期以“强国”为主要目标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863计划的科技成果有目共睹。包括载人航天、深海探测、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无线通信、基因测序等常被国人提起的重大成果，都离不开863的支持。以863成果为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新松机器人、科大讯飞、东软集团、中科曙光、浪潮信息等）的市值估计超过2000亿元。华为、腾讯、阿里等骨干企业也得到863计划的大力支持。
863计划的最大成果是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进入国际高技术前沿的科技人才，为我国实现创新驱动战略奠定了人才基础。目前我国计算机领域科研的领军人物许多是863-306主题的专家，华为、腾讯等龙头企业的研发骨干大多在读研期间参与过863课题。863计划的前20年，约有500余家研究机构、300余所大专院校、近千家企业参与了863计划的研究开发工作，参加的科研人员超过15万名，可以说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开发人才主要是863计划培育出来的，863是人才的大熔炉。
863 计划的最大功绩是探索了对外开放环境下如何发展科技的道路。两弹一星的自力更生精神要传承，但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探索新的科研模式和科研机制。863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睁眼看世界、面向市场的国家科技计划，市场竞争力成为新时代民口科研成败的试金石。

863计划三十年的实践也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涉及科研计划的定位、研究方向的确定、青年人才培养、体制机制建设、研究风格形成等方面，值得未来研究计划借鉴。

研究方向定位。1993年，计算机领域专家组将科研定位凝练为“顶天立地”战略，即“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在应用和产品开发上有所效益”。项目产生的过程也是比较科学的，开始是两年，到后来每一年出《指南》，为了产生这个《指南》，自下而上、自上而下有几个来回。863计划的《指南》对于我国整个高技术研究的指导性、选择性起了很好的作用。863计划还促使原来针对国家任务的科研机构实现了向民用市场的转型，从只关心功能性能到也关注良率与成本的巨大转变。
专家决策机制。从体制机制建设看，863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专家决策机制，其优点是效率高，而且从立项、研究到产业影响的全过程有责任专家负责。
青年人才培养。863创办了青年骨干培训班，每期三周高强度培训。今天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很多领军人才都受益于青年骨干培训班。863还不拘资历为青年骨干提供舞台，出现了27岁副教授担任项目总师的现象。
863精神：“公正，献身，求实，创新，协作”。创新没有放在第一位，强调公正、献身、求实是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863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考虑我们国家怎样体现前沿性和战略性，考虑几十年后我们怎么屹立在民族之林。这种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应重新学习毛主席的“精神变物质”，多一点精神追求，少一点追名逐利。

专家们指出，863计划的实践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值得未来研究计划重视。特别是在我国已经成为科技大国、骨干企业（如华为）已进入无人领航的“创新无人区”的今天，这些问题更加具有迫切性。

原创成果少。863成果中大多是追踪改进型，原创成果很少。863从开始的前沿跟踪逐步转向追求成果产业化，越来越类似攻关计划和支撑计划，企业承担的863项目多半是新产品开发项目，鲜有自己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方向。863成果缺少原创性的问题必须正视。我国科技界成果转移渠道不畅是一个重要问题，但高质量的原创技术供给不足问题更为突出！
行政干预过多。863计划的后期，科技部淡化了专家决策机制，引入了较长的决策程序，实际执行中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专家为官员的决策背书。自下而上少了，而自上而下的方式更适合做产品开发和工程项目，不适合做研究，研究有很多不确定性。即使自下而上，也是通过行政线按名额上报项目，再搞所谓“出库入库”。这是典型的违背科研规律的做法。一方面，入库出库一个流程下来至少2-3年，可能出库时已经贻误了最佳启动时间；另一方面，入库推荐的做法相当于在做利益平衡，每个部门、每个行政的地方都要拿一块蛋糕，最后拼起来送上去。出库的项目实际上也是多家项目的拼盘，无法形成统一的指挥，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这样的做法对推动产业发展的需求也就没有那么强。
一刀切的程序公正。自“十五”863计划开始，科技部特别重视863等科技计划的“程序公正”，这当然是政府机关必须要关心的事。公正是科技管理的基本要求，但光有公正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科技活动必须追求效率和成效。如果政府花了钱，很公正地做了许多平庸的事，这种科技计划并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而且，所有项目一刀切，采用同样的格式与程序去管理，这也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现在的一些科技计划，编制指南的、评选项目的、后续检查管理的，都是不同的人群，这样做不仅效率很低、浪费严重，而且只是流于形式，没有人能为、会为整个流程负责。这样的“程序公正”没有实际价值和意义。如何找到有较高战略眼光和判断能力的专家选择、评审和评价科研方向和项目承担者，是今后提高科技计划投入产出率的关键。
对企业主体作用的片面理解。863计划的后期，“企业是创新主体”被理解为应该让企业牵头承担项目。这种理解无疑是片面的。习总书记指出：“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企业是创新主体，首先应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

参会专家还就如何学习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讲话、重大专项的科研方向选择、如何支持交叉领域的研究、区分“技术趋势”和“技术途径”、我国科技发展的历史阶段性、区分战略性和前瞻性、大力提倡开源和企业联盟共享等发表了意见。

与会者一致建议，CCF应持续关注我国信息领域科技计划，要通过多种渠道为国家科技发展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会场全景


CCF名誉理事长李国杰院士发言	CCF理事长高文院士发言	梅宏院士发言

赵沁平院士发言	汉王科技总裁刘迎建发言	陈左宁院士发言

CCF前理事长郑纬民发言	CCF副理事长孙凝晖发言	新疆大学教授吐尔根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杜小勇发言	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张艳宁发言	CCF秘书长杜子德发言

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发言	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徐波发言	并行科技CEO 陈健发言

清华大学史元春教授发言	大连大学校长潘成胜发言	北京大学陈钟教授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金海教授发言	中科院计算所钱跃良研究员发言	清华大学胡事民教授发言

北京理工大学黄河燕教授发言	CCF法律顾问胡钢律师发言	清华大学杨士强教授发言